从医生涯中那些“进退”与“坚守”

作者：温彦芳|2016-06-08 15:30

【专家介绍】

应可净，女，浙江大学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从事呼吸内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30余年，成功救治无数疑难危重病人。曾荣获第十届中国优秀呼吸医师奖。曾任邵逸夫医院医疗院长8年，目前就任浙江大学杭州下沙医院党委书记，浙江省医学会呼吸分会侯任主委。

采访现场

导读：有这么一位医者，她能用常年微笑的表情，塑造出一幅温柔的面孔；有这么一位医者，她能用善于聆听的耳朵，就坐成一种倾听的姿态；有这么一位医者，她能用轻柔的医患沟通声，练就出一副悦耳的嗓音，这就是在长年累月、不分日夜的付出后，岁月回馈给她的最大奖赏。看到她，病人就获得了安全感，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温暖，这种感受于无声中汇集成一种气氛，就是人们对医学的信仰，对医者的敬仰。而营造这样一种境界，需要医者在进退与坚守中秉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应可净教授讲……

“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大年三十，医院收诊了一名七十多岁的男性病患，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确诊他为大面积肺动脉栓塞，已经达到临床上的溶栓指标，需要做溶栓处理。但是由于病人一个月之前有脑梗中风病史，有相关的禁忌。等我们将有关情况跟病患家属说明，告知其风险和收益，家属觉得病人年纪较大，又担心溶栓处理之后再次发生出血，导致情况加重。所以当时我们选择尊重家属的意见，没有做溶栓处理，坚持使用抗凝药、升压药。然而，渐渐我们发现病人肾上腺素越来越高，经过两三个小时的紧张观察，发现趋势逐渐在恶化。

当机立断，我们与家属沟通，想拼一把，进行溶栓治疗，这样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纠结在于溶栓可能导致病情的急剧恶化，死亡来临得更快，不过这是当时唯一挽留病人生命的机会。我告诉家属和团队，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尝试。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天职，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这份职业独特的使命感。病患的家属因为专业知识的缺乏不能够理解或者产生了放弃治疗的想法不足为怪，但作为医生，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推卸责任，放弃挽救生命的机会。

在大年三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需要勇气，所幸的是经过我的劝说，家属最终选择了相信我，将家人的生死权交到我的手中，当时家属的眼中充满了渴求与信赖，我告诉团队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随后制定溶栓方案，缜密结合病人的病史对剂量做谨慎的调整，慢慢地、慢慢地病人的血压开始稳定，心跳趋于正常……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家属和我们在场的医生都欢呼雀跃，我们打了一场抢夺生命的胜仗。此时此刻，信赖的力量催生出最美的果实。十多年过去了，年三十的往事依然可以清晰地回放在我的脑海里。因为信赖所以成功，我们过了彼此人生中最难忘、最开心的一个除夕。

年后病人健康出院，临行时和家人对我感激不尽。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感谢病人和家属，是因为他们的信赖，让我放下思想负担，轻装上阵。这也再一次说明看病不光是医生的事情，看病需要医患双向配合与互助。

病人的性格千差万别，作为一位从医30多年的医生，可以说什么样的病人都相处过，在这些过程中，应教授总能用自己的耐心与爱心面对众生万相，对脾气特别倔强的患者，应教授选择坚守利于患者的诊疗，选择持之以恒的说服，也许说服的过程煞费心血，但应教授觉得医生的职责和担当恰恰就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曾经有一位50多岁的男性病人，发生车祸导致胸骨骨折和肋骨骨折，由当地医院转移到我们医院的ICU，在救助的过程中，我看见患者脸上有一条四五公分的缝合，当地医院只按照创伤治疗要求做了简单的缝合，后期肯定会留下很大的疤痕。这条疤痕对于一个五十多岁，正处于社交活动频繁期的人来讲，肯定会对生活造成很多不便之处，同时，可以想象他每次照镜子，看见大伤疤，肯定会重现车祸场景，不利于身心健康。在等到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后，我就来到他病床前建议他请个整形医生重新缝合伤口，患者坚决地拒绝了我，说自己已经50多岁，有家有孩子有老婆，家庭稳定，一道疤无所谓了。看到他丝毫没有听我意见的样子，我就将自己的想法语重心长讲给他，他听后犹豫再三，说再考虑考虑。出乎意料第二天早晨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当时我觉得虽然这个病人性格倔强，不爱听医生的劝告，我这一番沟通，不也就很快奏效了吗，得意之中，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坚持对患者有利的治疗是多么的不容易实现。

这个患者上了呼吸机，不能说话，不能吃饭，非常难受，他的一个医生朋友就建议他做气管切开，听到这个建议后，他就让我给他切开，我给他讲了三个为什么不切开的理由；第一、身体上多一个疤；第二、疤若狭窄会引起其它的并发症；第三、患者的住院时间会延长，气管切开暂时看似乎是爽快了，但后期必将会拖延康复时间。听完之后，患者依然对我嚷嚷，坚持要切开。

适应当前“尊重患者选择权的呼声”，我是该尊重他的选择，但是职业的使命告诉我，我必须说服他选择科学的方案，于是，我苦思冥想如何说服他，最后终于想到一个突破点。我问他：“给建议的朋友现在在哪儿。”患者理直气壮的说：“他退休了，现在不看病了”，我说：“好了，退休就意味着他曾经可能是个好医生，可现在不在临床了，而我一直在临床一线，你仔细想想，你是要听过去医生的话还是听现在的医生的话。”就这样劝说了很久，患者依然不能接受我的建议，后来看到我查房，又讲一定要切开，我就跟患者讲：“你要想好了，如果切开，所有的后果自负。气管切开很简单，只要我签写：‘请五官科会诊气管切开这几个字就可以了’，但是我叫你不要切开，已经跟你讲了这么多，目的为了什么？第一是为了你尽快的康复，第二尽可能的减少气管切开带来的一些并发症。”病人看见我苦口婆心，依然是信疑参半，他说：“你们医生总有道理”。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说服的难度真的好大。

紧接着那天晚上，这个病人气急痰堵，我半夜从家里赶到医院给他吸痰，经紧急抢救，患者转危为安。事后，这个病人说：“你这个医生还是挺不错的，半夜三更从家里跑来给我吸痰，假如我气管切开，痰引流方便，你就没有必要来了。”至此，他选择信任我，坚持气管插管，直到最后的康复。

故事还没有完，康复后他非得将自己经销的气管镜赠送给我们科室，十多年前购买需要十多万块。这不仅仅是钱的多少问题，这说明患者对我坚持诊疗方案行为的认同，这件事情让我坚定地告诉自己，告诉下属即便是排除万难，也要做出对患者有利的诊疗。

对不讲情面、不懂感恩的患者，应教授忽略患者的不理解，选择有容乃大的接纳，选择忍耐。应教授告诉记者，只有克服感情上是非恩怨的纠缠，用包容理解的心境去看待患者回馈给我们不满、抱怨、责难，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生命。她说：“面对纷扰，我关注的只有生命”。

应教授回忆：“前段时间碰到一个病人，这个病人肺动脉长了一个肿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的检查做好，这个病人后来不明原因的要离开医院，离开的时候，还跟我们科室的医生有言语上面的争吵，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很生气，我在想这个病人真的是没有感恩之心，我们科室对他是用心进行了诊断、检查。一段时间后，他竟然又回来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病人到其它医院碰到困难，无法解决，悔不当初，但还是硬着头皮回来了。当时，看到他的无助，我知道自己不能因为他的不善去拒绝他，因为我看在生命的份上，疾病的份上想去救助他。那个病人只有四十几岁，生命年轻旺盛，不能耽搁。我又给他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出院时他没有说话，眼神中是内疚和无尽的感激。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作为医生，我们在意什么，决定了我们的承载的重量与承受的范围，也唯有忍辱负重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什么都计较，很难做好事情，古话‘有容乃大’就是这个道理”。

应教授回忆起一个82岁老奶奶的病例，“她患有晚期肿瘤，转移至胸腔后导致胸腔积液。病患的家属希望我们不要将实情告知病人，希望她的心理压力小一点，活得久一些。在对老太太的胸腔积液进行抽液处理后，她的痛苦感减少了很多，心情也比较舒展，定期的抽液让她对自己的病情迷惑不解，屡次追问我她得了什么病，为什么水抽不完？我被问得无言以对，急中生智脑子中冒出个问题，就问：‘老人家，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下雨天出门经常不打伞”，老太太说：‘是的’，我就告诉她：‘因为雨天没有打伞。雨水通过皮肤渗透到肺里，引起气急和积水，只要把水抽出来并且有空多晒太阳将水蒸发掉，病自然就会好起来。’老太太听后十分高兴，每次我看见她都是乐呵呵的样子。后来老太太就出院了……很久以后，偶然在医院遇到老奶奶的孙子，他的孙子告诉我：‘我奶奶后来回到家，严格遵照您的医嘱，一定要搬到有阳光照射的屋子居住，总是在有空的时候就去晒太阳，逢人就说，医生告诉她晒太阳就会好。’他的孙子感谢我对于老奶奶的安慰。听到这些话语，我忍不住眼睛湿润了，老太太在希望中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在她的世界中没有对疾病的恐惧，只有医生给她描绘的美好期待。而在我的世界中，是满满的感动，一句善意的谎言，我获得了医者尊严——人世间最珍贵的信赖。”

应教授对病人付出了满腔热情，但作为家庭的重要角色，总是缺位。应教授回忆说：“我女儿小时候被送到幼儿园，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被大人接回家，有时甚至住到老师家。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妈妈在抢救病人’，还给她讲：‘如果你爸爸妈妈生病了你急不急’，女儿似懂非懂。之后，每天送她到幼儿园，我离开时，她都会说‘妈妈你早点把病人抢救好，早点回来接我’。对女儿，感觉很亏欠，但选择了做医生，这些是不得不牺牲的东西。有次女儿发烧到39度，我陪她刚吃完药，准备入睡，突然医院有人来家里敲门，说有一个支气管破裂的病人出血，需抢救。但是，女儿知道我要出门，不依不饶地大哭着，无奈之下，我和女儿说：‘妈妈出去一下，你只要喝7杯水，去7次厕所，妈妈就回来了，身体就不难受了。’我当时只是想让她有事可做，因为孩子向来都很听话。果真，孩子不哭，我出了门。等我忙完医院的事情回到家，一开门，看到女儿躺在地上睡着了，当时泪水止不住落下来。”

应教授哽咽、停顿了一下说：“我为什么多次撇下生病的女儿，奔到医院，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自己因为我是医生，我接受了治病救人的使命。”应教授的话语是医者对自己职业最坚定的，也是庄严的承诺！

丰富的人生阅历积淀了应教授深重的悲悯情怀。在谈及对人文的理解，应教授说：“人有心理活动、有价值观、有对社会好恶的评判，作为医生，不仅要广泛涉猎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也要去深入了解、换位思考不同社会人群的不同心理特征，更要走进病人的生活中，切实去了解他们生存的状态与处境，有时候小到手头正在做的一份工作。唯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文”这两个字的含义，更加精准地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应教授有4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四年让她和农民群体根脉相连，掌握了用农民能听懂的质朴语言讲解病情、安抚病人的能力。应教授在采访中说：“你不能要求病人来理解你，而是要去想办法用病人能够听得懂的方式去关照病人”说到这里，应教授举了两个生动的例子：“有一次，有位病人因为纤维化导致肺的适应性下降，呼吸不畅，为了说明病情，我用农村经常可见的丝瓜和以前烧火用来鼓风的风箱来打比方，病人毫不费力明白了很专业的医学术语、很难描述的病情病理。”诸如此类的比喻应教授讲了很多。

结合病人的生活阅历、工作等因素，适当的比喻病情已经成为应教授的医患沟通中一个鲜明特色。

不光对病人，应教授能够用心体察，就是对于大自然的生灵，她也同样能做到。走进动物园，动物的喜喜悲悲，她都能通过眼睛、行为、表情去细细研读，从被关在笼子中供游客观赏、眼睛中充满忧郁的大猩猩，到和妈妈在一起散步，行为调皮、笑着戏水的小象，应教授都能捕捉到它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高境界的职业素养、职业情怀的迁移。关注生命的生存状态、关注生灵的喜怒哀乐，已经成为应教授无法隐藏的一种职业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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